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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日如诗！新疆美食“达人”缘何迷上唐菓子？******
中新网乌鲁木齐1月10日电 题：度日如诗！新疆美食“达人”缘何迷上唐菓子？
作者 史玉江 党艳丽
逢年过节，蒸年馍、做唐菓子、烹制佳肴；时令节气做青团、春卷、龙须饼等民间美食；闲暇家时养花弄草、打理庭院；周末邀朋友围灶煮茶，品美食、谈人生……
美好的生活仪式感，寄托四季风物与当下生活体悟。新疆兵团第四师七十一团退休职工周小茵把日子过成了诗。
临近中国传统新年，周小茵特意制作了一些传统茶点。 周小茵 摄56岁周小茵是当地出了名的美食“达人”，每年都会根据时令节气，制作各类民间美食，在陶冶情操、丰富生活的同时，传承着中华民族传统美食文化。
新疆为数不多的唐菓子制作“艺人”
右手拿着三角棒，左手托着豆沙团，一推一压一挑间，一枚唐菓子现雏形。“制作一枚高颜值的唐菓子，需要全神投入，手的力道要准，并且有一气呵成的能力。”日前，周小茵如是说。
以豆沙为馅、外包“透花糍”的唐菓子是茶宴中佐茶而食的糕点，又称为茶菓、菓子等。 周小茵 摄临近中国传统新年，周小茵特意制作了一些传统茶点——唐菓子，树叶、花朵、贝壳……记者注意到，这些茶点造型各异、色彩艳丽，空气中还能嗅到清甜的味。
以豆沙为馅、外包“透花糍”的唐菓子是茶宴中佐茶而食的糕点，又称为茶菓、菓子等。其玲珑小巧，颜色艳丽，多以花鸟造型雕刻。
据《中国面点史》记载，于饮茶之风普及全国的唐代开始，出现了一边饮茶一边吃茶点(面点)的习俗，已有上千年的历史。
唐菓子玲珑小巧，颜色艳丽，多以花鸟造型雕刻。 周小茵 摄作为一种源自中国的古老美食，唐菓子制作近年来在中国复兴。热衷于制作美食的周小茵，深深地被唐菓子的历史文化所吸引，自学唐菓子的制作工艺，成为新疆伊犁区域为数不多的唐菓子制作“艺人”。
周小茵介绍，这款唐菓子选用上好的白云豆浸泡24小时，人工去皮煮制软烂、过滤，再加上少许糯米粉、砂糖进行炒制后，添加少许植物色粉造型而成。
周小茵把日子过成了诗。 周小茵 摄“遗传”祖辈中学时得“真传”
周小茵年轻时是七十一团的文艺骨干。对传统美食的热爱，源于从小受外祖父和母亲的影响。外祖父曾是乡里的乡厨，街坊邻里婚丧嫁娶都会请他掌勺。而母亲自幼跟随外祖父学习厨艺，长大后成当地出了名的“巧手”。
在物资匮乏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周小茵母亲手工制作各种民间“小零食”，给孩子们解馋。
塔式年馍。 周小茵 摄看着母亲将一个个普通食材变成好看又美味的“小零食”，幼时的周小茵被深深吸引，对制作美食产生浓厚兴趣。
中学时，周小茵得母亲“真传”，刺猬馍、枣馍、花馍……只要练上几遍，便能得心应手；南北菜式虽不说样样精通，但也做得有模有样。
“我学做传统民间美食有40多年。工作后因忙碌，做美食没有小时候那么频繁，但是逢年过节还是会做一些糕点。”周小茵说，每年的除夕年夜饭绝不能马虎，每道菜寓意美好、家人团圆，“咱中国人的传统，不能丢。”
2017年，周小茵迷上非遗唐菓子，她上网络视频学习，请教懂面食的行家，并将自己的创意融入其中。
彩色水饺。 周小茵 摄久而久之，周小茵练就了一双巧手，成为伊犁区域为数不多的年馍、花馍、唐菓子制作“艺人”。
近年来，她制作传统民间美食的消息经当地新媒体推送后，引发网友们的热评。
“在微信朋友圈看到小茵做的唐菓子，真精致！”可克达拉市民杨萍英说，以前见过这类糕点，但不知道叫什么。
“她制作的唐菓子味道好，让人舍不得下口。她家院子就像‘家庭公园’，花草满园、鱼鸟相伴。”好友李沛立说，周小茵身上那种对传统美食的执着和对生活的热爱，令人佩服。
冀望成为一名非遗传承人
周小茵退休后，属于自己的时间多了起来。2019年起，她专注于传统美食制作。
周小茵退休后，专注于传统美食制作。 周小茵 摄“每年我会根据年份制作生肖年馍。前年蒸的是牛馍，去年蒸的是虎馍，冬奥会期间我还做了汤圆版的冰墩墩，今年春节会蒸兔馍。”周小茵介绍，年馍以山西霍州最为出名，花馍以陕西为主。
近年来，新疆兵团对区域内非遗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进行全面普查、整理、归档与申报。调查发现，新疆兵团非遗线索涉及民间艺术、传统技艺、红色文化等，主要集中在剪纸、刺绣等传统手工技艺，美食类尚少。
“我会不断提高唐菓子的制作技艺，如果可能，希望能成为一名非遗传承人。”周小茵说，唐菓子是唐文化和艺术的代表作，需要我们这一代去传承、发扬。(完)
东西问丨霍巍：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中新社成都1月17日电 题：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专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岳依桐  中国西藏地区的文字出现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此前漫长的时段无文献可据。由于传统藏学研究主要依赖汉、藏文献和极少量的吐蕃金石、简牍材料，无法解决考古学上关于西藏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键性问题。经过数代中国考古工作者接力，这些问题实现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科学考古证据显示，西藏的文化和文明始终和中国内地紧密联系，为何其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有何建树与局限？中国对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最早可追溯至何时？ 霍巍：西藏考古可以说是一门国际显学，在西藏和平解放前，以“藏学家”身份进入西藏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可以说是西方学者的“专利”。其中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人朱塞佩·杜齐，他在西藏佛教艺术研究、西藏西部的部分遗址考察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科学性不强，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且大部分工作以地面采集、寻访为主。 虽然西方学者曾一度开启西藏考古之门，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真正兴起。以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在西藏昌都卡若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卡若遗址为标志，西藏考古进入地下发掘阶段。 这个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遗址，第一次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生存活动的科学证据揭露于世。原来早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已有定居人群。他们用骨针缝纫衣物，会种植小米(粟)，制作陶器，甚至还会用动物骨头、陶器残片和远方输入的海贝制作精致的装饰品。考古工作者在获取大量科学材料的同时，提出了卡若遗址的先民与中原文化、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问题。  西藏博物馆展出的西藏卡若遗址房屋遗迹复原微缩实景。来源：视觉中国中新社记者：西藏考古的话语权，如何从西方学者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霍巍：在各民族考古工作者不断努力下，中国在西藏考古学上关于人类早期文明最主要的三大关键性问题，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些过去西方学者很少涉猎、且缺乏科学考古材料的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举例来说，早期人类是什么时候踏上青藏高原这个问题，西方学者几乎无解。近几年通过中国学者的努力，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距今5万年前左右，人类已经定居在青藏高原，开始了他们的文明创造。在5000年前左右，已经有了像卡若遗址这样的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人们在这片土地学会种植小米，随后引进了青稞。 即使是进入有文献记载的西藏历史时期，考古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丰富着西藏历史。如我们在中尼边境吉隆发现的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所建《大唐天竺使出铭》石碑。这块石碑的发现是目前实证唐—吐蕃—天竺道路的唯一实物证据，比今天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要早出一百多年。 这项20世纪以来中印交通史、唐蕃交通史上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说明中国学者利用天时地利之便，在西藏考古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目前中国考古工作者提出的关于象雄考古、吐蕃考古、高原丝绸之路考古、西藏佛教石窟寺考古等前沿性的学术课题，已引起国际藏学界高度关注，其研究成果日益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同。 中新社记者：《大唐天竺使出铭》是否实证了传奇人物王玄策的存在？能否展开讲讲这一石碑的出土过程和意义？ 霍巍：文献曾记载，在吐蕃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左右，中印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国际通道，唐代使节王玄策曾利用这条通道前往印度。王玄策第二次出使时，遇上天竺内乱。王玄策和他的副手在吐蕃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以及泥婆罗的帮助下，帮助天竺平定内乱，完成了这项出使工作。 虽然在不少海内外的民间故事中，王玄策常以“大唐第一猛人”的形象出现，但在《大唐天竺使出铭》发现前，学界对唐代中西交往史存在诸多疑惑，无论是王玄策，还是关涉出使路线的蕃尼古道，都对其存在与否有着极大质疑。中外考古工作者曾多次探寻这条古道的遗迹，如19世纪末法国学者烈维·格里逊为了寻找王玄策当年在印度耆崛山所建碑铭的遗迹，曾经亲临实地考察，但最后却不得不“顾此山草木蔓愆，攀登甚难，失望而返”。 1990年6月，我们在吉隆考古调查期间，在当地民众帮助下，寻访到了一块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悬挂着哈达、涂满了酥油的碑刻。老乡长告诉我们，当地藏族民众对这块刻有汉字的“石头”十分崇敬，认为是可以保佑地方平安的“神灵”。  《大唐天竺使出铭》碑铭局部。受访者供图擦洗碑刻后，碑上的文字逐渐显现，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用篆字书写的额题“大唐天竺使出铭”。这方碑刻虽已残损，但还残留有阴刻楷书24行，从书法和格式上都具有唐代碑铭的特点。经考证，它记录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是目前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唐代碑铭，也是唐—吐蕃—天竺道路的重要实证。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西藏文明的轨迹始终朝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了“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 霍巍：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长期被认为是“人类生命禁区”。西藏考古的科学发现，用大量实物证据打破了这一神话，并提供了早期人类为什么能适应高原、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生存发展的人类学依据。 此外，西藏考古还从文化特征上，向世界展示生活在高原上的人群，如何通过他们的艺术创造，在宗教、美术、哲学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西藏文化符号。  金刚亥母。刘宝成 摄通过西藏考古还让我们看到，从史前时期到各个历史阶段，生活在这片高原的人们，他们总体的发展趋势是东向发展，和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早在5000年前，卡若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和黄河上游地区发生了很密切的联系；唐代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宗教、文化、制度、典章、服饰和技术，促成吐蕃加速融入到以唐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元朝西藏纳入到中央行政管辖，从此奠定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直到明清民国都未曾改变。 这些历史事实都足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问西藏文化的底色在哪里，西藏文化的底色是在东亚文化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中的一员。(完) 受访者简介：  霍巍，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考古学科召集人之一、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教育部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四川省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等学术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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